淞沪会战,红十字会救下43万伤员和15

年9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第八救护队的司机杜莲生如往常一样，急如星火的在火线上抢救伤员、为平民百姓运送物资。

这已经是他所在的救护队成立的一个多月后。8.13事变即日本人大举入侵上海之前，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反应迅速，七七事变之后他们便开始热火朝天的进行战事准备，以上海现有的医疗资源作为后备成立了战时救援体系，补充政府、军队力不能及之处。

中国红十字会快速召集热血青年，成立了10支经过训练的救护队和12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急救队，每支队伍人数约为60人左右，司机杜莲生就被编入了第八救护队。

国难当头，事乱如麻，队员也时常争吵甚至有队伍直接因此解散，但这都没有打消这批热血青年为国为民的热情。他们戴着红十字的臂章，穿梭在火线和后方，在日寇的轰炸机下抢下了一波又一波的伤员，安置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

时间进入9月份后，中日双方百万大军在此地鏖战，原本吴侬软语的淞沪之地，成了尸体和枪弹筑成的人间炼狱。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蒋介石毫不顾忌的将精锐的中央军送入战场，10天之内就打光，地方的杂牌师团不到数个小时就尽数牺牲。战争的惨烈给了军民无尽的痛苦，也给红十字会员莫大的压力，其中更有生命危险。

当杜莲生汽车行至真北路真大桥附近时，杜莲生所在的救护车惨遭日军飞机轰炸，他的生命停止在了那一刻，他的名字则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而关于这位在淞沪战场上牺牲的中国红十字会成员的一生经历，我们已经很难考证。

像杜莲生这样的红十字会小人物，实际上有很多。

8月18日，第二救护队担架长张松林在真如被轰炸而死；8月23日，第一救护队医生苏克己、队员刘中武、谢蕙贤、陈秀芳在罗店被日军俘虏，在明知这是中国红十字成员时，日寇公然违反国际法将这数名青年刺死；8-10月，第六救护队10名队员被飞机炸死，数人尸骨无存，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醒目的红十字标志，反而激发了日寇的猖獗和残忍，数十名红十字会成员死在了淞沪战场上。有的人退缩了，不辞而别；但更多的人选择坚持在岗位。他们选择在夜里行动，让救护车关掉了车灯，但由此种种产生了无数的交通事故，救护车数量减少、伤兵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年8月14日-年4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共救治伤兵和伤民人，征集款项.74元，为15万名以上的难民免费提供粮食、衣物和医药用品同时传授他们生存的技能。（数据均来自论文《淞沪会战中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以下同）

当时的政府和军方忙于抗战，加之战乱对于基层秩序和基层政权的摧毁，政府对民间的救治实在是力不从心，连对伤兵的救治都难以达到预期。时医院“医院之组织，药剂设备等又极残缺，竟将可救治的伤兵，弃之战场，委之沟壑，任其流血死亡，或终身残废。”

而红十字会方面则背靠上海的医学资源，建立了系统化的抢救、送医、治疗的体系，更是在10天的时间里临医院，共有名医生和名工作人员，以及张床位，展示了当时的中国速度。医院由于驻地不能久守，在办理一个月之后，只收治了伤兵人就草草撤退。

而对于难民的救治援助，以中国红十字会为首的慈善组织则更是尽心尽力。

突如其来的战事让上海社会进入一片混乱，仅仅8月底就有超过70万人进入到了各大租界内避难，由于缺衣少食，每天冻死饿死的都有数百人，生活条件极差。

国民政府立刻成立上海救济委员会，在战后一个半月时间里收容了8.4万名难民。但上海沦陷之后国民政府被迫撤离，这根拯救苍生的接力棒就移交到了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上，而主导机构正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由中外人士构成，外国人占据多数，他们发扬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同时给这个委员会带来了先进的组织结构和技术，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其下辖的财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有严格的审批和公示程序，每一个星期的捐款和款项使用情况都会在上海当地的报纸进行刊登，同时也会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真正做到了为善款负责。

基于社会各界的广泛捐助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优秀组织能力，救助难民的系统性工程就此展开。到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下辖的难民收容所已经达到了余处，收容难民15万人。尽管仍然不能将当时所有的上海难民收容救助，但已经给当时的民间社会注入更多的希望。

在难民所，百姓可以获得免费的配给口粮、衣物以及医用物品，妇人和孕妇都会分配两份食物、婴儿和残障人士也会分配到牛乳。

难民的医疗问题也有一定的保障，到年10月31日，医院共施诊次。但雪上加霜的事情是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红十字会又购入12万支霍乱伤寒混合苗，到年7月共计注射次，约10万人接种了疫苗，同期的卫生宣传、防疫措施也在此开展。

为了让难民此后不再陷入贫困，红十字会还领导难民进行生产自救活动，通过传授他们生产的技艺习得一技之长，让他们的家庭不再挨饿受冻。尽管这样的目标有些理想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已经取得了不少效果，让1万多名难民找到了工作。他们主要的办法是由商家提供原料，红十字会组织难民进行生产，生产所得50%归难民个人所有，剩余25%抵偿伙食，再剩余25%则存入银行，待难民返乡时归还给难民。

可以说，如果不是由红十字会及其他的社会人士出面弥合民间矛盾、稳定战事秩序，上海的情况绝对会更加的糟糕。

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其政府的服务功能也未全然实现，因而产生了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卍字会、香山慈幼院等民间公益慈善团体，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补充，弥合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所以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常常被百姓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慈悲之会，拥有极高的社会公信力和历史地位。

这和我们如今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对老弱病残的帮扶、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和补助、对灾难的救援和重建等等社会福利政策，我们以为这应该都属于政府应当主要承担责任的范围，但在民国时期不是如此。

我曾经写到的一些案例，如甘肃海原（今宁夏海原）8.5级大地震，北洋政府由于全国各处糜烂只能拨款8万银元，而各界慈善组织则足足捐款30万元；盛宣怀亲自到灾区把钱送到灾民手里，建立广仁堂收养弃婴、教民学工艺耕种、推广戒烟、收养乞丐、免费替人治病；民国总理熊希龄捐出所有财产办慈善，所以湖南发生灾害，湖南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而是本省的乡党、大慈善家熊希龄等等。

总的来说，都是由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能力有限，所以不得已才让民间的慈善组织来处理这方面的矛盾，因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时期有相当大的社会公信力，也是有一定社会历史因素在的。

那时候民国的慈善组织就全然没有任何问题吗？也不尽然。贪腐、浪费的情况也存在，也产生过令人上心痛的事情。如在淞沪会战时期，南市难民区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后在他家中查出了大量的赈米、衣还有各种物资。

但总体上，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成立三十年多的时间里所做的工作极多，值得肯定而且瑕不掩瑜。

那时候的红十字会，是中国社会的良心。

那时的他们，无愧于人道、博爱、奉献之名。

共救斯民于水火，共扶大厦之将倾。

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大公益慈善组织，和中国人民一同走过了这百年的苦难和挫折，在充斥着血与火的中国近代历史之中传递这人间温暖和真情。

杜莲生、张松林、苏克己、刘中武、谢蕙贤、陈秀芳……这些因救民而牺牲的红十字会会员，也应该归为那“永垂不朽”的范畴。

可如今这般，我也不知怎么说。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2927.html